[文學] 楚浮談建造者布紐爾，還有《特莉絲坦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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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許多理論，今天我們看看楚浮，以他獨特的感性文字寫他心目中的巨人，布紐爾與其獨特的幽默。本文摘錄自《Truffaut, Les films de ma vie》（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

　　《建造者布紐爾》

　　有時我很疑惑，柏格曼是否真的覺得人生有如他在過去十年間的電影所反映的那樣毫無希望（編者註：本文寫於1971年）。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他並沒有像雷諾（J.Renoir）那樣告訴我們，該如何繼續生活。無論正確或是錯誤，在我們看來，一位樂觀的藝術家 —— 至少，在並非是裝模作樣的問題，而是超越悲觀主義的問題的情況下 —— 相比於虛無主義者或屈服於絕望的藝術家，顯得更加偉大。或者，至少可以說是，對自己當代的人顯得更有幫助。

　　或許，布紐爾處於雷諾跟柏格曼中間的某處。你可以推測，布紐爾覺得人類是白痴的，而人生是有趣的。他十分溫柔地甚至有點間接地告訴我們所有這些，但我們確實從對他電影的整體印象中得出了這些。即使他對「訊息」沒甚麼興趣，但它確實拍出了一部稀有的、真正反種族主義的電影，1960年的《年輕女郎》（The Young One），這也是他唯一一部用英語拍攝的電影。因為他成功地將值得同情的角色和不值得同情的角色結合在一起的緣故，因為他成功地在自己的心理遊戲中洗牌，並能用清晰、具有邏輯的語言表達出來，這部電影獲得成功。

　　這種反心理的布紐爾式劇本和熱水器的原理是一樣的 —— 在有利和不利的符號之間，在積極與消極之間，在理性和胡鬧之間交替。他在自己的影片中，讓這些元素在動作和人物上同時發生作用。反布爾喬亞、反隨波逐流，布紐爾跟史卓翰（Erich von Stroheim）一樣辛辣諷刺，但他有著更輕巧的筆觸：他的世界觀是顛覆性的，快樂的無政府主義。

　　在法國1968年5月的學運 —— 一切在那之後都變得更加複雜 —— 來到之前，布紐爾的電影符合那些希望電影做出承諾的人的要求。但是，安德烈．巴贊（A. Bazin）在看完《被遺忘的人》（Los Olividados, 1950）後寫的「布紐爾從革命來到了道德主義」也十分正確。布紐爾是個快樂的悲觀主義者，他不絕望，但是有一個懷疑的頭腦。注意一下，他從不拍攝順著的電影，總是拍攝反著的電影，他片中的人物從沒有哪個是顯得十分實際。布紐爾的懷疑還延伸到所有那些，在玩著太過世故的社會遊戲的人身上，那些按照既定想法生活的人。

　　和十八世紀的作家一樣，布紐爾教會我們如何懷疑，我覺得李維特（J. Rivette）拿他和狄德羅（D. Diderot）做比較是很正確的。曾經演過他《特莉絲坦娜》的凱薩琳．丹妮芙（C. Deneuve）寫過篇文章，談的就是和布紐爾的合作經歷。「布紐爾的鏡頭，即使他在拍攝一個冷酷的故事時，都聚焦於黑色幽默之上。他是個故意的玩鬧者，惡毒但是十分有趣。感謝他，你在現場會經常感到很高興，而且，很顯然，在Fernando Ray出色詮釋的Don Lope這個人物身上，通過一種殘酷的、有趣的、非常親密的細節累積，布紐爾製造出一種男性的綜合體，涵蓋了他從《犯罪生涯》（Ensayo de un crimen, 1955）到《薇莉狄雅娜》（Viridiana, 1961）裡曾描繪過的所有男性。

　　我懷疑當布紐爾創造出一個成熟男人的角色，而非年輕腳色時，他會很樂於將所有他覺得最愚蠢的想法堆積在他身上，然後用真實、深邃、理性的思考，也就是他自己的想法，與之平衡。這樣便創造了悖論，這樣他便不再只停留於心理層面，而是更接近於真實的生活。他將判斷和自傳混合在一起。

　　在《特莉絲坦娜》中，Don Lope的兩個朋友請他來擔任決鬥的見證，但當他聽說只要有第一道傷口出現，只要有第一滴血留下，決鬥就會終止時，他告訴他們：「先生們，不要再來找我見證那場滑稽的決鬥，一場那麼不把榮譽當成一回事的決鬥。」

　　這個例子精準地解釋了布紐爾是如何將人物的心理層面打碎。倘若Don Lope完全是個白癡的話（即使是在認為決鬥也是白痴行為的背景中），他就不會那麼做了。另一方面，必須流血才能滿足某些慣例的作法中，無疑也包含了另一種形式的愚蠢，這是一種更像發瘋的瘋狂，而非羞恥的決鬥。布紐爾打破常識的努力，在意義的周圍盤旋，並使其被移轉的做法，經常會帶來真正的革新。

　　曾經有次，我去西班牙參加一部電影的首映典禮，之後我決定去托雷多逛逛，布紐爾正在那裏拍攝《特莉絲坦娜》。我知道他很後悔沒能多帶上幾盒「吉普賽人」牌子的香菸，他喜歡這種法國菸勝過西班牙菸，於是我到了現場時就受到了雙倍的歡迎，一場很有意思的戲當時也在草擬之中。

　　《特莉絲坦娜》的劇本要求年輕聾啞的Saturno圍著特莉絲坦娜轉，就像子飛蛾圍繞著蠟燭一般。他一直想要得到她，即使在她做完截肢手術，回來跟Don Lope一起生活之後。在劇本中，某刻，特莉絲坦娜和Saturno在走廊擦身而過，兩人視線接觸，短暫停頓片刻，特莉絲坦娜把男孩帶進了自己的臥室。布紐爾準備拍這場戲時很緊張。他覺得這太殘酷、太明顯、太坦率了，他決定修改。於是這幕變成現在這樣：Saturno在特莉絲坦娜的窗戶下面踱步，向她窗戶丟著小石頭。特莉絲坦娜顯然已經在臥室裡脫光了衣服，但我們看到的僅僅是她扔在床上的內衣，還有她的義肢。特莉絲坦娜聽見了石子聲，她穿上睡袍，拄著枴杖走向窗口。Saturno向特莉絲坦娜做出姿勢，示意她打開自己的睡袍。她照做了，我們只能看著Saturno看著窗戶，退向花園，一邊推想他的反應。

　　看著這場戲的拍攝，我想到了布紐爾在1953年接受我的採訪，也是我第一次採訪電影導演。我問他是否想像過存在那麼一部完全不可能拍攝的電影，他回答說：「我會說不，但我能告訴你有那麼一部完全不可能拍攝的電影，我夢想它是因為我永遠都不會去拍它。它取材於法布爾（Fabre）的作品。我可能會創造出和我平時那些電影中一樣的人物來，但她們每一個都會擁有某種昆蟲的特性。女主角做事會像是蜜蜂，男主角像是甲蟲，等等。這下你明白為什麼說這個計畫沒有希望了吧。」

　　這種「本能的電影」布紐爾始終沒能拍出來，但卻從沒停止過這一想法，這種電影是讓我們理解他令自己的人物生動和感人的唯一方法。與很多布紐爾的景仰者所相信的觀點恰恰相反，他的劇本和拍攝籌備工作都來的極度嚴格，他會詳細思考，還會經常反覆檢查。和所有偉大的藝術家一樣，布紐爾知道自己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拍攝一部盡可能有趣的電影，此外，雖然總有好幾種做事的方法，最好的卻只有一種。太多評論者稱布紐爾為幻覺的詩人，跟隨著他自己夢幻般的想像力，但事實上，他是位很倚重戲劇性架構的出色編劇。

　　正如丹妮芙在上述那篇文章中所寫的：「布紐爾最重要的一點在於，他是個出色的說故事高手，一位精心算計的情節設計者，始終致力於自己的劇本，令每部作品都變的吸引人和平易近人。布紐爾會說，他從沒有在觀眾對他的看法上止步不前，她會說他是為了一些朋友而拍電影的。但是，我寧可認為，他把那些朋友想得太難取悅和太過苛刻了。而且，因為他如此竭盡全力以獲得他們的注意力，他反而成功地找到了全世界內一群更大規模、熱愛和喜歡他作品的熱心影迷。」我絕對同意丹妮芙的觀點。畢竟，她主演過布紐爾的《青樓怨婦》（Belle de Jour, 1967）和《特莉絲坦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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