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10日 星期日

[文化] 如果你在日本和韓國租手機。 - 郝明義

中國時報 2008.08.08

我住韓國時,就知道他們家電業者處處以日本品牌為師,為超越對象的氛圍與心理。但是看當時的三星及金星(後來的LG),實在覺得那是個不可能的任務。

所以等到一九九七的金融風暴之後,看一些韓國企業不但一路逆勢成長,並且以三星為例,竟然真的可以在市值和品牌價值等方面都超越新力的時候,對背後的原因很好奇。有人歸之於韓國的大企業都有政府在背後以舉國之力在扶植。但是韓國政府的這種政策,由來已久,並不是什麼新作法,所以總覺得應該另有因素。

去年有機會在相隔不久的時間裡,分別去韓國和日本。在兩個國家都需要租用手機,有機會觀察兩地相關現象,終於讓我找到比較可以滿足自己好奇的解釋了。

在韓國,我是從首爾入境。出了機場海關,大廳裡最明顯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三家提供租用手機的廠商。租用手機的櫃台,裝潢十分鮮豔明亮,人來人往十分熱鬧,因此有一個抽號碼機。要先抽個等候的號碼,再看去哪個櫃台租借。沒有人擔心租不到手機。

租借的時候,他們先問你是要使用自己原來在台灣的手機晶片,還是新租一個韓國當地的手機。選擇了韓國當地的手機之後,他們就要你的護照和信用卡登記一下,然後,就給你一個全套配備好的手機。手續完成,再聽他們說明一下如何在離境時歸還手機,就離開。全程需時大約三分鐘。

出境時,我從釜山離開。儘管機場不同,但是找到租手機的那家廠商的櫃台還手機,他們把手機在一個機器上放了一下,跑出個數字,再要我重簽一張信用卡單子,也就結束。全程需時大約仍然是三分鐘。櫃台小姐笑容甜美,服務快速,再加上看到你的護照之後就改用中文說明(儘管沒那麼流利),當真是賓主盡歡。

到了日本租手機,則是另一番經驗。首先,出了成田機場海關,我跟幫我推輪椅的地勤服務人員說要租手機的時候,他有點狐疑地皺起了眉頭:「啊,是嗎,有租手機的地方嗎?」我跟他說以前有租過之後,他推我走了一段路,看到了大廳角落裡有一個手機出租的櫃台。櫃台面積只有首爾機場三分之一大小。

櫃台小姐對我深深鞠了一躬,說很對不起,今天的手機租借完了。我問她有沒他路可想。她建議我到前面一個郵局那邊再看看。那個郵局主要提供行李等的打拆包服務,一地都是包裝紙及膠帶碎片等。一位先生聽了我的來意後,要我稍等一下。他忙完手邊的打包工作,要我到郵局角落,燈光略顯昏暗的一張小木台前面,拿出一張多聯的登記單,要我填寫資料。寫好之後,他再拿出一張頗為陳舊的護貝紙卡。紙卡上書寫了租借手機的三種類型費率:A類,只能收發日本國內電話;B類,收發日本國內電話外,可收但不能打國際電話;C類,日本及國際電話皆可收發。他花了相當時間解釋各類費率,並提醒我C類費率最昂貴,後來我選了B類。這樣等全程完畢,足足花了二十分鐘。

離境時也必須回到那個郵局櫃台。又要填一份資料。他又拿去計算了好一會兒,然後再度跟你解釋如何計算。總之,在成田機場歸還手機,又花了快二十分鐘。

對照日韓兩國租借手機的經驗,感慨很深。

日本人在租手機這件事情上,一如他們處理其他事務,慎重其事,並且為客戶多方著想,努力說明ABC三種租用類型的費率差異,免得你花冤枉錢。結果,日本人從我這個客人身上得到的是:停留三天果真很克制地只花了相當於台幣一千元的手機租金,以及我對他們處理租借手機耗時太久的心底埋怨。

韓國人在租手機這件事情上,沒有為客戶提供可供比較的費率解釋,用最方便的方法及最快的速度讓你拿到手機並開始使用。結果,韓國人從我這個客人身上得到的是:停留三天不知不覺中就打了許多國際電話,花費了相當於台幣三千元的手機租金,以及我對他們櫃台各種便捷服務的讚美。

在短短的十年時間裡,韓國人為什麼可以趁勢而起,我從自己的經驗裡找到一點解釋。資訊時代的工作方法與服務精神,和工業時代的典範,是有所差異的。

記憶弄人。日本人也會這麼感嘆吧。

--
三千和一千的電話費差不少吧...

[討論] 有錢人是不是都不了解沒有錢人的讀書方法

作者: espirit1111 (Spirit) 站內: study

這是我在英國唸書的時候,透過網路認識的一位學姐所寫的,當時我也因為身體狀況與家庭經濟的問題,向她請教了一些問題,雖然最後我的學業還是被迫中斷,但我內心對於求學沒有放棄,很多原因是因為這封信給我的影響。

這封信可能與討論有點相關,所以就整理了一下貼上來,內文有點長,有耐心就看完吧。

------------------------------------------------------------------------

Dear

收到你的信感到相當驚訝,原以為你是不會問這樣的問題的。但是既然你提起,那我就盡可能陳述有關我求學的過往。

如同你的狀況,我本身也是沒有補習的人,從小到大都沒有踏進過補習班,主要也是因為家境問題。

我是單親家庭,母親做兩份工作,月薪卻極低,家裡卻有兩個小孩要養,從小到了註冊的時候就必須要四處籌錢,即使可以用學生貸款唸書,但是參考書錢也得想辦法,尤其學校老師規定要買的,一本也不能少掉,而那時候剛好是補習班開始逐漸熱門的時候,班上同學幾乎每個都有補習,沒有補習的通常都是和我有相同困境的人,只能選擇不去補習班。

國小、國中的時候是求學生涯最可悲的時期,因為補習班都是學校老師開的,如果不去補,就等於是老師的黑名單。段考前大家都拿得到隔天考試的考卷,而我們無論怎麼唸書,成績都不是事實,不可能考到其他人的分數的,除了考試外,當然在學校也相當不受老師歡迎,甚至是常被拿來當出氣包的,但是這樣補習的狀況對學生而言終究是不好的,畢竟高中聯考還是要看實力考試,所以那些在老師開設補習班補習的學生,後來有大多數在高中聯考表現相當的差,很多父母大概都因此深感意外吧,因為學校考試成績跟大考竟然落差如此大。後來,我有幸考上較為前段的高中,也拿了獎學金唸書。

高中的時候,因為是名校,班上免不了有許多家境相當富裕的同學,父母是老師、律師、工程師、醫師、藥師、銀行總經理、企業老闆等等,高一的時候,同學放學是跑補習班或是逛街,我則必須趕到親戚家的餐廳幫忙,因為哥哥那時候已經準備要考大學了,必須要能夠讓哥哥專心準備考試,而家中有兩個小孩念高中,在經濟方面對於母親而言負擔是相當相當沉重的。那時候同學也問我,為什麼不補習?因為那時候班上只有我一個人沒有補習。但是長久觀察下來,有補習的人考試並不一定可以考得特別好,原因有很多,可能去補習班多半是睡覺,或者是聊天,甚至翹課與男友約會,跟朋友逛街,而重點則是,大多數學生覺得自己有補習,對於學校上課反而不那麼在意,只需要去補習班就好了,有老師可以整理重點,有特殊的解題技巧可以學,但是,如果連基本學校上課的內容都無法專注,到補習補強的意義有多少呢?或許多少有一點,但是,若到補習班也如同學校上課一般呢?或是,補習班會發相當多的講義,拿到了補習班整理的講義及重點,一堆補充的內容,回家卻都沒有唸,這樣補習的意義又可以剩下多少?而我又發現,真正成績穩定或突出的同學,多半都是將課本讀熟,再借重參考書以及補充資料,而且多方收集各種版本的考古題與題目來練習,於是,我覺得我的補習費可以省,吃飯錢可以盡量省,也完全沒有娛樂費用,我每學期拿到的獎學金先去買參考書,再去訂一份英文雜誌,一份英文週報,接著剩下的錢就是拿來買文具用品,必要時在買課外補充資料,再有剩就是存下來。雖然因為唸書時間相較於別人真的少了很多,每日打工回來約莫已是晚上九點,若十點開始唸書到凌晨兩點,一天盡可能讀四個小時,名次才勉強維持在前五名。因為必須是班上的前五名才有機會申請學校或是校外的獎學金。直到高三那年,哥哥因為已經升上大二,開始有穩定的家教工作,我才辭掉打工,後來經過一年的苦讀,大學聯考也考上自己理想中的學校。

直到大學,我還是用這樣的方法唸書,加上大學的花費更多,打工時間也更長,那時候盡可能讓自己每天都有唸書,即使三個小時也好,長久下來會發現,大學每天唸三四個小時的書,成績也是可以維持到很穩定的程度。

我準備研究所考試是提前許多的,從大二上學期就開始了,那時希望能出國,但是又礙於家境問題,只能選擇在台灣讀研究所,但心底其實是有遺憾的,於是,給自己一個機會,如果語言的檢定可以達到很好的程度,就選擇出國,而若是要出國,得想辦法省錢,考慮要考取公費留學外,也得有足夠的生活費用,因此決定到英國唸研究所,英國研究所只需要一年,省吃儉用應該可以度過。而我是買書來準備語言檢定考試,到了大三一邊準備台灣研究所的考試,同時也去考語言檢定,最後得到的成績都超過我原本預期的標準,也有申請到理想的大學,就是你現在身處的地方,我美麗的母校,透過教授的幫忙,學校也願意提供足額的獎學金予我就讀,而用著高中到大學所存的錢,加上一部分的貸款,雖然在國外生活過得很拮据,但也順利畢業了。

畢業後,有機緣透過引薦,到香港工作,認識了丈夫,接著結婚。

看到你所提到的問題,讓我想起我過去每天都詢問自己的問題。我一直在思考,家庭環境可以限制一個人多少?而夢想的力量又有多大?我現在說的話,對於現在身處於身體狀況與經濟狀況都極為困頓的你,也許聽來多少會有些「何不食肉靡」之嫌,但我仍然必須這樣說,因為我也曾經在社會極底處過著相當困苦與近乎無助的生活。我們都是一樣的人,所有人都是一樣的,只是有些地方不同,有些人生在大池子,有些人生在小池子,如此而已。面對所謂的限制與現實,無論是大的限制,小的限制,其實處理方式都是相同的,就是認清楚界限在哪裡,接著就是盡全力,用自己現有的條件去克服他。有個說法已經逐漸變成陳腔濫調,但卻是真理,每個人有的基本條件是相同的:那就是「一次人生」與「一天二十四個小時」,如何看待我們的「一次人生」與「一天二十四個小時」,這將會牽涉到我們終將成為什麼樣的人。

我高中也曾讀書讀到絕望,那時候會許多例子浮現我腦海,對你來說大概也是有些浮濫,但當時的我的確是那樣撐過來的。比方說,當時很崇拜Stephen William Hawking,雖然他是肌肉萎縮症患者,但卻能寫出《A brief History of Time》這樣的作品,有許多成功的人,他們也是從極為困頓的生活中努力爭取自己的人生,他們也與我相同,沒有錢補習,甚至三餐不濟,生活困苦,無以為繼,在他們那樣的年代所必須要承受的痛苦,應該也遠遠高於我許多。這個社會存在著許許多多這樣的人,他們先天或者後天對他們有所限制,而這個限制比我們所面臨的可能巨大許多,但他們克服限制的方法就如同我剛所說,用的是「一次人生」的決心,以及「一天二十四個小時」的努力。

而人遇到低潮的時候,必須有大格局;人在順遂的時候,必須有大志有個從事寫作工作的好友曾經對我這麼說:大格局與大志是不同的。大格局是指,做你現在能力所能達到的最大,大格局是理想的最高。而大志則是做超過你現有能力以外的事情,大志是幾乎接近夢想的。

唸書時的我,其實只有很小很小的小格局,而毫無大志,我只是想藉由學歷來換取工作,盡可能改善家庭生活,不讓母親那麼辛勞,而在我逐漸升學的過程中,一點一滴地地完成目標,格局也逐漸變大,但是當我完成這一個又一個格局之後,大志也隨著成形,實踐。

若是當時的我對著親戚朋友說,我想幫我們家買房子,改善我們家庭的的生活,我想讓我母親不用擔心三餐,毋須對生活奔波忙碌,不用害怕未來,我猜想所有的親戚朋友都會覺得我會瘋了 -- 因為我們是如此的窮困。

但能夠相信我這個事情能夠成為事實的,只有我母親與我了,也因為有我母親的相信與無怨無悔的支持,我才可能做到現在。而我現在也擁有了家庭,擁有過去的經歷讓我更珍惜「家」的存在。

而無論是大志或大格局,當你立定了目標,專心一志地朝目標走,我的經歷告訴我:只要你願意,天地和全世界都會來幫你。

因為,沒有人可以阻止嚮往。

[呢喃] 問題,總出在彼此記憶的差異 - 郝明義

2008-08-01 中國時報

 在上海,和大陸朋友聊起最近的經濟情況,大家對物價高漲等因素抱怨連連,有位年輕人很感嘆地說,「唉,我從不知道勒緊腰帶是怎麼回事,現在終於要嚐到了。」

 勒緊腰帶 有生以來第一次

 我聽他這麼說,甚感訝異。一問他年紀,還不滿三十歲,難怪如此。他出生的時候,中共的改革開放已經開始,等他記憶鮮活之後,中國大陸經濟一路起飛,生活條件越來越好的光景,從沒有停止過。多少大陸人印象深刻,連我們也耳熟能詳的一窮二白,三年自然災害等經歷,跟他都絲毫無關。他記得的中國,就是一路成長的經濟巨人。現在,他有生以來頭一次有了要勒緊腰帶的憂慮。

 從這個例子來看,上個星期北京《新京報》報導攝影家劉香成,在版面上用了一張劉香成的照片引起轟然大波,比較有解釋。那張照片名為〈傷者〉,是幾個人推著板車上的人急急前行。今天三、四十歲以上的人,相信瞄一眼照片就看得出那是六四的場景。也因此,傳出大陸官方甚為震怒,要把《新京報》嚴厲處分的消息。其實,報紙上每一個版面都有編輯和記者的署名,誰有膽子偷渡這種事情。想來,還是選照片的編輯很年輕,如同那個初識勒腰帶滋味的人的可能大些。你以為他必然知道的事情,真不見得。

 政治遊戲 以記憶做為主體

 又哪要二十年的時間會改變一個人的認知?八年就夠了。

 「我們的希望地圖」裡,有一封投書裡也很有意思。新任正副總統當選之後,電視不斷報導即將上任的馬蕭的行程,其中一則引起了一個八歲小孩的注意。當媽媽的這麼記下他的反應:「電視新聞拍著蕭萬長先生有點聽不見記者問題的畫面,搭配著標題:副總統的健康因為選舉過程過於疲勞,眼力聽力漸弱……」於是小孩問出了一個問題:「媽咪,副總統,不是應該是女生嗎?」

 我們為了終於有一位女性副總統的出現而感新奇的記憶猶新,但是對一個二○○○年出生的小孩來說,他卻已經不知道中華民國的副總統可以由男人來當的這回事了。

 記憶弄人。

 人與人的問題,總出在彼此記憶的差異,以及對記憶解釋的差異上。政治人物的遊戲,更是以記憶為主體的遊戲。政治人物的屬性,以及高不高明,都可以看他和別人怎麼玩這個記憶的遊戲。撥弄不需要想起的記憶,忘記不該忘的記憶,扭曲記憶,虛構記憶,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

 選戰口號 「馬上」忘記了?

 馬英九就任之後,民意在這麼短的時間裡有這麼大的降幅,他自己一定很不服氣。看報導,前一陣子他說因為自己姓馬,大家就天天要求「馬上好」,實在是很吃虧。當時,馬英九說他再過四天上任才滿兩個月,大家卻以為他已經當兩年了。

 不知道馬英九是否也在玩記憶的遊戲。如果是,顯然並沒有很認真地對待這個遊戲。

 如果他認真一點,他應該會想起來,才不過幾個月之前,選戰打得最火熱的時候,「馬上好」這個競選標語是最容易琅琅上口,也最容易打動人心的。他姓馬,曾經是最佔便宜的。玩「遺忘」的遊戲,有點太早。

 再說,對許多年紀不止八歲的人而言,記憶帶來認知的變化,根本就不需要八年的時間。即使是投票給他的人,把他上任兩個月當成上任兩年來看,也是記憶這件事情的常態作用。政治人物真要玩記憶的遊戲,應該玩成上任兩年,還讓人以為才剛上任兩個月才是。

 記憶弄人。總該弄得有趣一些。

 我們的孩子,還期待不只訝異於副總統的性別原來可以變換的記憶遊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