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再見！喬伊斯：新時代的愛爾蘭小說

‧聯合文學 2007/05/18

這種矛盾使得愛爾蘭人精神上雖以凱爾特民族自豪，但因為經濟上依賴英國，政治及宗教上倍受打壓，心靈上產生高度的不安全感；....

【文／高維泓】

被形容成史上最令人敬畏的紐約時報資深書評家，普立茲評論獎得主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曾為文讚嘆人口僅及紐約市一半的愛爾蘭，卻對西方文學的發展，一直延續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角谷的這席話完全不是溢美之詞。早在詩人葉慈創建都柏林愛比劇院，獲得一九二三年諾貝爾文學獎之前，愛爾蘭籍（裔）的劇作家、詩人、小說家，或被推為主流巨擘而為人津津樂道，或因太過前衛而被街談巷議。他們充滿創意，刻薄卻不失詼諧的作品，如今仍在西方英語文學課堂上不斷被精讀與檢驗，在通俗劇院裡反覆公演與被批評。

十八世紀以降的劇作家如法科爾（George Farquhar）、王爾德、蕭伯納、辛格（J.M.Synge）、歐凱西（Se'an O'Casey）、貝克特等，在英語劇場界的地位已是毋庸置疑；被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小說家的喬伊斯，他所開啟的現代主義流風及意識流寫作，其價值仍是歷久彌新，後勁十足。詩人葉慈，以及同樣獲得諾貝爾桂冠的希尼（Seamus Heaney）
，和諸多詩壇翹楚如金希拉（Thomas Kinsella）、馬漢（Derek Mahon）、馬凱肯（Medbh McGuckian）等，都是任何英語詩選裡必選的經典人物。許多人以為，若將這些傑出的愛爾蘭作家完全自英國文學史移除，英國文學恐失色不少。然而，歷經英國統治、僻處邊陲又長期窮困的愛爾蘭，在當今全球化脈絡下，已翻身成為西歐的富國之一，無須依賴英國的庇蔭，或理睬英國文化保守人士的憂慮；更多的作家成為國際書獎的常勝軍、全球出版市場的暢／長銷作家，作品被改編躍上國際影壇。他們正以更大的動能延續對世界文學的影響力，這便是當今愛爾蘭文學的新風貌！

在介紹當代愛爾蘭傑出小說家之前，我們不妨探究為何此位於西歐大陸邊緣的蕞爾小國，能產生這麼多世界級的作家？最粗糙的理由是，拜大英帝國紮實的基礎教育建設之賜，愛爾蘭人有機會習得日後作為強勢國際語言的英語（但也幾乎遺忘了自己的蓋爾語與文化）。然而，真正使愛爾蘭成為偉大作家搖籃的原因，乃是幾世紀以來，因殖民創傷卻又無力反擊，面對天災人禍，在宗教方面又呼天不靈、叫地不應，而產生的哭笑不得，只得不斷自我解嘲的矛盾心理。

這種矛盾使得愛爾蘭人精神上雖以凱爾特民族自豪，但因為經濟上依賴英國，政治及宗教上倍受打壓，心靈上產生高度的不安全感；南、北愛國土的分裂，使得人民缺乏國族認同；不喜歡英語，卻又遺忘了自己的凱爾特母語；對自我、環境憤怒卻又無法抒發。另一方面，凱爾特文化裡的神祕（mystic）氛圍，賦予愛爾蘭人不同於英國人務實講理的浪漫性格，實際上卻得為五斗米向殖民者折腰。這種強烈的心理及生活衝突，使得愛爾蘭作家的幽默總帶著挖苦自己之意，諷刺他人針針見血卻不留疤痕。這種矛盾衝突，也是為何愛爾蘭劇作家總擅長悲喜劇（tragic comedy），能在兩種極端的情緒轉換而遊刃有餘。

如果說二十世紀初期的愛爾蘭文藝復興（Irish Revival），作家的著眼點是為了喚醒民族文化心靈，以刻畫西愛爾蘭的草根味作為打造不同於工業化英國的民族身分；一九八○年代中期以降，因美國企業進駐而經濟起飛的愛爾蘭，已經少為政治身分問題而苦惱。而一九九○年當選首位愛爾蘭女性總統，並連任至一九九七年的瑪麗．羅賓遜（Mary Robinson），在位期間所推行的經濟務實措施，將整個愛爾蘭重新改頭換面，不再接受歐盟經援，而有餘力援助他國。自由派的羅賓遜總統更在一九九二年總統官邸與同志運動人士及作家餐敘，更說明這個過去以「歐洲伊甸園」自豪的保守天主教國家，已經轉型成多元開放，能容納異己、尊重人權的現代國家。這樣的社會轉變，自然反應在作家書寫主題的多樣性上。

過去如劇作家歐凱西、小說家福朗克特（James Plunkett）、史堤芬（James Stephen）等以寫實主義刻畫的都柏林貧民窟作品，已經被毒品、失業、家暴、賣淫、新移民等主題逐漸取代。作品的背景不再環繞以小鎮或農場人物受宗教箝制、性壓抑、逃離父權控制，或是飢荒主題。而有羅迪．道爾（Roddy Doyle）重新探索愛爾蘭歷史建構、批判自私政治人物引導國家走向流血的《大明星亨利》（A Star Called Henry），刻畫中產階級未婚生子、在傳統與現代的價值觀間找尋自我的《嬰兒》（The Snapper），和描寫藍領階級失業、受資本主義觀念擺佈的《小貨車》（The Van）。值得注意的是，他所代表的新世代是個亟欲與喬伊斯等文學巨人做切割的世代。他便直言《尤利西斯》（Ulysses）即使公認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小說，在其眼中是個被過譽、冗長、無趣、難以感動人，亟需專業編輯「修理」的作品。他亦指陳「最浪費時間的事，便是讀三頁《芬尼根守夜》（Finnegans Wake）」。對他而言，喬伊斯不是偉大的作家，擅長描寫愛爾蘭政治、文化衝突、人際關係及個人啟蒙與成長的女小說家（兼劇作家）莊世敦（Jennifer Johnson）才是文壇瑰寶。

當代愛爾蘭作家之所以能在全球化的趨勢中嶄露頭角，以英語創作固然是因素之一，但真正的原因在於善用民族文化、歷史的特性，為自己發聲。

【文／高維泓】

敢與傳統相抗衡的道爾和同樣曾獲得英國布克獎（Man Booker Prize）的約翰．班維爾（John Banville），對於當代愛爾蘭作家老被拿來與喬伊斯做比較，亦感到厭煩不已。班維爾在乎的不是作品有多少愛爾蘭特性（Irishness），而是在乎是否有大歐洲視野，在藝術技巧上是否有開創性、實驗性，能使散文語言有如詩般的精練與厚重。他的作品《庫布尼克斯博士》（Doctor Copernicus）、《克卜勒》（Kepler）、《梅菲斯朵》（Mefisto）等，顯示作家不僅嘗試新的寫作技巧，也探索藝術與生命深層關係。他獲得二○○五年布克獎的作品《海》（The Sea），便是延續過去關懷生命本質之上乘的作：在藝術表現上，發展兼容寫實主義與後現代之筆法，凸顯現代人內心焦慮又無法訴說的心靈及語言障礙。倘若非得與愛爾蘭前輩相較，班維爾小說作品裡對人類存在意義的黑色幽默，與荒謬劇場大師貝克特所營造的無助卻又盼望，有異曲同工之妙。

如果說判斷文學作品是否偉大，是否能成為經典，作家如何處理極端矛盾之情緒或價值，即為關鍵元素。處理的巧妙，必然暴露人性之虛偽與意識形態之暴力，就如同莎劇《羅密歐與茱麗葉》（Romeo and Juliet），凸顯個人情愛與家族恩怨彼此之糾葛，至今仍為人喟嘆不已。好幾個世紀以來，愛爾蘭人身歷多重的政治、宗教、文化矛盾，即便小說未必處理英國與愛爾蘭間的殖民衝突，作家仍能挖掘生活中的各種內心或人際間的矛盾。道爾與班維爾等一干愛爾蘭作家，能獲得英國布克獎及大小書獎青睞，就在於對人所必須經歷的諸多困惑、價值傾軋有著獨到洞見。同樣曾獲布克獎提名的托賓（Colm T?b），在小說《黑水域的燈船》（The Blackwater Lightship）對於當代愛爾蘭人在新舊身分認同掙扎有深刻的描繪。主角和其家族在不同於傳統的國家、性別、階級、語言、身分中，彼此衝突又深感焦躁不安，但也見證愛爾蘭轉型期間，所必須重溫的新愁舊恨，以及等待傷疤癒合的過程。作家大膽揭露愛滋病患在天主教社會所受的羞辱，及孤單面對死亡的寂寥，令人不捨與動容。這些題材勾勒了一個二十一世紀的「新愛爾蘭」圖像：不再有激情的民族主義者，多元的社會成為藝術家的養料。傳統價值觀的鬆動，使擅長同志題材的小說家如列儂（Tom Lennon）、瑞世威（Keith Ridgway）、歐尼爾（Jamie O'Neill）成為英美出版社爭相邀約的對象，這些在過去天主教社會勢必被排除的異端，如今已然成為「新愛爾蘭」血濃於水的一部分。

當代愛爾蘭作家之所以能在全球化的趨勢中嶄露頭角，以英語創作固然是因素之一，但真正的原因在於善用民族文化、歷史的特性，為自己發聲。他們的聲音並非聒聒亂啼、自鳴得意，而是在深度認識自己及所身處的環境之後，發自內心的反省、辯駁、幽默與嘲諷。當作品足以感動人，自然能順勢搭上全球化的列車，將愛爾蘭經驗傳播到非英語系國家。獲得二○○六年坎城影展最佳影片金棕櫚獎的《吹動大麥的風》（The Wind ThatShakes the Barley），以及改編自愛爾蘭小說家馬克白（Patrick McCabe）作品的電影《冥王星早餐》（Breakfast on Pluto）、《屠夫男孩》（The Butcher Boy，又譯《悲歡歲月》），就是佳例。

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中文逐漸廁身強勢語言之列，華文作家有沒有可能也搭上這班全球化的列車，將動人心弦的作品推展到非華語世界？出版社能不能開拓更有國際觀點的文化事業？台灣作家與其在這個小島上隨著政治抑鬱起舞，能不能將種種矛盾心結轉為清醒的凝視，以及文字藝術的深層探索？愛爾蘭作家的成功，不在於虛構了一個美好的伊甸園，而是坦然面對無能的自我。華文作家（及藝術家）的成功，也將不能靠著擁抱一個張牙舞爪，缺乏深刻內涵的「東方」意象，而是要關照種種跨越疆界，促進人類彼此了解，和平共榮的全球課題。

作者簡介:
高維泓，畢業於輔大英文系，英國肯特大學後殖民文學博士，專研愛爾蘭當代文學，現為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