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17日 星期日

[知識] 中國時報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專題(五)

中國時報 2007.06.15 北歐政治向右轉 社福仍掛帥 江靜玲、陳一姍 /專題報導

「他們這裡也有乞丐!」。進入一個全世界社會福利制度最令人羨慕的區域,赫然發現街頭上默默乞討金錢、販賣雜誌的遊民,是一件很令人意外的事。從丹麥、瑞典到挪威,都可以遇見這樣的一群社會邊緣人。

瑞典社會民主黨在去年大選,失去執政權後,舉世震驚。加上先前丹麥早已由偏右派自由黨執政,如今,連代表社會民主信念強壯堡壘的瑞典都揚棄了社民黨,莫非北歐真的準備向右轉?北歐的社會福利國制度即將瓦解?

北歐模式 非社民黨專利

的確,從外面看,這是一個最直接的解讀。但是,仔細分析,這當中,有許多令人不解的地方。立場偏左的英國衛報,對瑞典選民在經濟成長、低失業率的情況下,依然把執政黨逐出政府的決定,尤感迷惑。

位於斯德哥爾摩的右派智庫Timbro認為,這是因為大家都相信有一種「北歐模式」存在,都關切這裡的福利社會是否可以維持,但卻忽略了「福利制度,並非只是社會民主黨的專利。」

議題導向 優於左右之分

瑞典中間偏右執政聯盟溫和黨秘書長胥格曼(P Schlingmann)同意這樣的觀點,認為福利國家已是北歐的一項基本政治共識,所以當今的北歐政治,「議題導向優於政黨政治左右之分」的趨勢,愈來愈明顯。譬如:立場堅定偏左的隆德大學社工系教授穆妮諾(D Mulinori),去年選,就投票給女性主義先鋒黨(FI)。即使知道社民黨可能落選,偏右政黨會上台。

瑞典每日新聞主筆伍蘭達斯基(P Wolodarski)認為,北歐國家都很務實,專注協商,尊重共識。瑞典選民不是想放棄瑞典的模式,但對一九三二年後八八%的時間都是執政黨的社民黨,無法就一些現存的問題提出新方案,感到疲憊,才決定以「社會共識」擺脫執政的社會民主黨,並非揚棄北歐「安全與信任」的共識。

平等均富 社會共識不變

這種源於社會民主凝聚出來的社會共識,強於政黨政治。丹麥、瑞典即使右派執政,仍需保證維持北歐制度。因為這裡的人民依然相信也願意支付高稅金,以維持一個高公共服務品質,具安全感的社會。由年輕一代對維持高社會福利系統的支持,更可看出這項社會共識的力量。在瑞典,二十五歲開始儲存退休基金的年輕人佔了百分之四十,挪威的納稅人更開始為下一代儲存社會福利基金。

不過,北歐高福利國家並非絕無挑戰。九○年代經濟危機時,北歐嚴重的財政赤字,讓外界都在觀望此制度什麼時候崩盤。如今,移民、勞工、老年化、少子化、全球化等內外議題,又讓這個體系處於下一波調整的關鍵期。瑞典國會社會保險福利委員會主席艾克西安(GAxen)說,「如果我們無法再付出,就必需改革。」

財政危機 改革化解赤字

丹麥是歐盟第一個針對未來二十年社會福利進行改革的國家。執政右派自由黨國會外交發言人麥德生(J Madsen)指出,「我們是以福利國制度為優先,然後才減稅。」實際上,右派丹麥自由黨執政後,才小心翼翼地小減稅率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間,丹麥目前的平均稅率,仍高達百分之六十三。他強調,基於北歐社會對安全的傳統需求,福利制度的改革必需是漸近式的,而且「一定要先達成共識」。

「北歐社會福利制度不是全然右轉,而是一個有增有減的混合圖像,」丹麥社會學者葛瑞福(Bent Greve)觀察。以丹麥為例,縮短失業救濟由七年到四年的同時,但中產階級關心的育兒假福利卻延長到一年。

在北歐,平等均富的民主社會信念不會隨著政黨政治色彩改變,北歐的高福利社會,必需隨著外在情勢而調整,但不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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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2007.06.15 女權萬歲 到處看得見 港口搬運工 女男一樣多 江靜玲/專題報導

詢問一位由北歐採訪回倫敦的美國同業,對那裡的印象,他毫不猶疑的回答,「港口搬運工,女性和男性一樣多。

我們在斯堪地那維亞時,發現大家在台灣習以為常的那種女性(媽媽)牽著孩子的景像,到了瑞典,「怎麼全都變成男性(爸爸)牽著小孩了!」。

職業母親(working mums)在斯堪地那維亞是理所當然的事。曾經是全歐洲最貧窮的地方,北歐能在二十世紀中期以後,逐漸發展為全球最富裕的區域,女性全程、全職參與經濟和社會活動,絕對是重要關鍵之一。

以藍領勞工為主要會員的丹麥聯合工會(LO)副主席胡根柏格指出,儘管丹麥雖擁有全球最高的女性就業勞動市場,但男女勞資,仍有差異。可望在今年九月選舉中,成為丹麥首位女性工會主席,胡根柏格說,「男女平等是長期鬥爭。女性一定要有這種認定。」。

新成立的瑞典融合和性別平等部也以女性和女權為主要目標。融合和性別平等部顧問卡薩布蘭強調,「投資一個母親,等於投資一個家庭。」。她表示,雖然瑞典是全世界在男女平等上,做的最好的國家之一,但是,「我們的任務尚未完成。爭取女性平等,是一項沒有終點的任務。」。

瑞典左派智庫Agora主任圖珊坦承,談起男女平等問題時,「可以永遠談不完」的確,例如瑞典現行一年育兒假應如何分配,母親十個月,父親二個月,還是母親九個月,父親三個月,或者,圖珊主張,「應該平均,各自六個月。」,她堅持,「對於男女平等問題,我們(女性)不應該過於有耐心。」

從女性從政的角度觀察,斯堪地納維亞國會和政府中的女性比例也比其他區域高,政黨領導人更是女性天下。在丹麥,左右政黨,社民黨和人民黨都由女黨魁領導;瑞典第一大在野社民黨也在女性麾下運作; 挪威極右進步黨也是一個由女性率領的政黨。明年二月,丹麥舉行大選,若社民黨取得執政權,黨魁托妮史密特(H Thorning -Schmidt)將是歐洲首位社會主義女總理。

女權在這裡,不是運動 ,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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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2007.06.15 15%失業率 瑞典茶壺風暴驚人 陳一姍/專題報導

對於來自高失業,等於燒炭、自殺新聞的台灣記者而言,真實失業率比台灣高兩倍的瑞典社會,令人匪夷所思。「可不可以講個稍稍悲慘的故事,」我們的問題,惹得瑞典健康與社會事務部政治顧問桑德摩(Ulrica Sundholm)哈哈大笑。

無色、無味,看不見、摸不著,但與移民問題糾結的勞工議題,正是福利國模式一大挑戰。在丹麥與挪威,勞動議題是勞工不足;在瑞典則是供需面都有問題,年輕人與移民實質失業率過高,有工作者請病假,導致生產力大受影響。「我們最大的問題是就業與非就業的差距,而非貧富差距,」溫和黨秘書長胥格曼說。

不願工作 甚於貧富懸殊

「工作」是北歐福利國模式,能不能維繫的關鍵。《台灣女生瑞典樂活》作者楊佳羚指出,北歐模式是在「全民皆工作」假設下,所建立的跨階級團結。加上於路德教派就強調工作,在北歐工作不僅是薪水袋,還代表社會參與與融合。

現任丹麥總理的前經濟智囊團漢森(Hansen)指出,丹麥未來幾年最大的問題,就是勞工不足,造成未來四年經濟成長率只有一.二%,名列已開發國家最後一名。勞工不足來源:一是有一五○萬人依賴社福過日子,無意願工作;另一就是個人所得稅六三%,遠高於已開發國家平均,對於技術人力吸引力不足丹麥產業總會首席經濟學家羅斯莫森(K Rasmussen)則說,不僅無法吸引人才,逼的許多丹麥大學生畢業後,到別的國家闖蕩,腦力外流是另一個問題。

請假成本 侵蝕建設預算

在瑞典,失業則是社民黨去年大選落敗的關鍵,也是新政府著力最多的議題。去年大選時說破「國王新衣」的一篇麥肯錫報告指出,瑞典官方失業率數字不到五%,但如果把政府就業方案(類似台灣多元就業方案)工作者,與隨時可立即工作但沒有找工作的人算入,失業率就高達一○%。再把工時不足的人口加入,瑞典真實失業率達一五%。而且隨著全球化牽引工作外包,未來十年,將有十萬到二十萬工作外移。另外,OECD研究也指出,瑞典人病假太好請了,一年請七、八天病假,等於平白多了一周長假,全球僅次於印度八到十天;而瑞典高達一五○萬失業人口靠社會福利,不願做低薪工作。生病加上失業人口,一年占中央政府預算二一.六%,侵蝕到其他基礎建設預算。

為了解決勞動市場的問題,瑞典新政府上台後已微調多項措施,鼓勵回到職場。包括:降低低收入,尤其是女性的稅率,讓就業與失業收入差距拉大,鼓勵人重回職場。另外,瑞典現在也在討論,請病假要有醫師證明等。但在創造就業部分,目前還看不出成效。

譬如:瑞典中小企業不敢僱用員工,關鍵在解雇員工不容易。瑞典解雇員工有一個規則就是「最後進來,先解雇(last in, first out)」,法令雖允許一定數量的例外,但小公司人少,調整空間就不大。瑞典六五%中小企業是一人公司。

提升競爭 衝擊北歐價值

跟全球化的速度相比,北歐勞動市場調整緩慢,最大原因在「每一個調整都牽涉到北歐價值」。譬如:有人建議取消「最後進來,先解雇」,這樣中小企業就會比較提供就業機會,這涉及北歐人重要的平等價值。有人建議減稅,就觸動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的敏感神經,儘管極右派經濟學家認為「貧富差距不是優先問題」。

瑞典前財政部長派得紐德就嚴厲批評,新政府減稅、公營事業私有化,將加深社會貧富差距。有些政策和結果,一旦成為定局,即使社民黨執政,就很難挽回。「北歐具競爭力,就是我們在新舊工作有個「社會橋樑」他說,北歐模式的社會橋樑是公平的失業補助、終身學習和活躍的市場政策,使全體人民不憂心改變。如果改革太過,侵蝕橋樑地基,反而使人待在原地,拒絕改變。

因為全球競爭而必須調整,是否會侵蝕競爭力的基石?這個弔詭的命題,在北歐正在尋找新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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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 2007.06.15 台灣政客民主 遠遜北歐公民倫理 江靜玲、陳一姍/特稿

如果我們把「烏托邦」(utopia)這個字拆開來,「u」是希臘文裡的 「沒有」(ou)或「好」(eu),加上「地方」(topia),就更清楚,烏托邦其實是一個虛擬的理想國。

比較不容易了解的是,如果這樣的國度不存在,為什麼在遙遠歐洲的北邊,有一塊政治清廉、人民快樂、社會信任、經濟競爭力和生產力都可同時擁有的地方。這裡的人,真的從搖籃到墳墓,都不用擔心嗎?

老實說,若以為到北歐,會看到一群我們想像中那種嘻笑快樂的景象,一定會大失所望。因為,在這裡,哈哈大笑的人,還真的不多。但這裡有一種台灣社會沒有的沉靜滿足。

當我們詢問,一個政客的素質是什麼時,瑞典前財相紐得把「悲憫的心」(empathy)放在一切之前,令人感到非常意外與震撼。我們好奇的追問,「因為你是瑞典人嗎?」,他說,「不是,我只是一個公民而已。」

在語言粗爆,巴不得置一切反對者於絕地的台灣,不要說政客,一般大眾,還有多少人記得這種最基本的個人與社會素質?

「你們的國會又打架了…」,我們走進丹麥國會訪問,迎面而來的卻是這麼一句話。過去二十年來一直觀察台灣政治發展的丹麥哥本哈根老市長,目前擔任台灣丹麥協會會長的沙斯特羅布(H. Thustrup)指出,這麼多年來台灣民主確實在進步中,而且做的非常好。但是,「就只差那麼一點點」。他的這「一點點」,正是「協商」。

在北歐,協商和共識是政治運作精髓與基礎。我們在哥本哈根期間,丹麥三個年輕政客,宣布組成一個政治新聯盟,目的在於分解丹麥政府過於仰賴極右人民黨的政治現狀。

瑞典目前中間偏右執政聯盟的四個政黨,在瑞典二○○六年大選前兩年,便聚集在一起,經過協商達成合作共識。往後兩年,彼此以「每個人提出什麼,但也必需獲得什麼」的態度,參與討論,一同制訂策略,才在二○○六年擊敗社民黨,執政聯盟中任何一個政黨本身都無法獨立完成的執政藍圖。

這裡的政黨政治沒有口水戰,有的是協商的務實精神,以及對共識的尊重。台灣的政壇,有這種見識和氣度嗎?

在斯堪地納維亞,我們體悟到什麼是公民社會,公民參與對政府政策和國家政治的影響力。納稅是最直接的例子。這裡的稅率平均高達百分之六十,但無論政治立場左右政黨執政,沒有一個政府敢遽然大幅減稅。為什麼?因為這樣的政策違反這裡公民社會繳交高稅,確保社會福利健全運作的安全共識。

在這個公民社會裡,政府和政客莫不受到來自社會和人民的要求與監督。維繫公民和政府,公民和公民間的是高度的信任感,是一個對貪汙零容忍的社會。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這個社會裡的公民自律和責任。很多基本的,在八卦當道的台灣社會聽來,可能覺得很八股的東西,在這裡,我們反覆聽到像是,「對自己負責,也要對別人負責」、「責任在權利之前」,或者,「要誠實」。

這裡的公民社會很清楚的是建立在一個共通的社會價值上。這些共通的價值,不是虛無飄渺的道德,而是高於法律的公民倫理。

在一切仍以政府和公權力為主導的台灣,公民社會的制衡力,是絕對需要建立的。從台灣社會對政治和其他議題,諸如婦幼、教改、環保,我們可以看到台灣公眾參與的潛力和熱切。關鍵在於,我們的社會共通價值在那裡?是什麼?

北歐是很令人羨慕,但沒有一個模式是全球適用的。我們不能模仿北歐。可是,除了統獨,不論那一個政黨上台,面對五年、十年,客觀不可能驟變的死結,台灣社會應該還有很多立即可改善的議題,應該討論什麼是我們共享的價值吧!不能再只有統獨議題,其餘什麼都不管吧!

湯瑪斯.摩爾(T. More)的烏托邦或桃花源或許不存在,但哀莫大於心死,如果我們中止了理想國的尋求,那才是台灣最悲哀的事。

(本系列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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